通訊秘密自由─自定傳達對象的表現自由 – 台灣憲法學會

通訊秘密自由─自定傳達對象的表現自由

通訊秘密自由被歸類為表現自由的一環,是基於保障個人的表現行為,擁有自行設定傳達對象的自由,換言之,也就是與他人間的私密通訊行為,享有不受公權力干涉與探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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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秘密的保障意義與範圍

通訊秘密的自由,不僅是保障傳達過程,更應保障私密通訊,也就是說,個人除了所欲傳達的對象外,不受他人或公權力探知的權利,性質上也是隱私權保障的一環。

通訊秘密的保障,是指不論通訊者或接受者,是否拒絕被探知或願意公開;也不論通訊內容有無保密價值,皆應予以保障。

換言之,對個人之間的通訊(原以書信為中心內容,但隨著科技發展,電話、電報、傳真、網路等意思的傳達,皆予以納入通訊範圍),須以秘密保障為原則。

通訊秘密的保障,同時也禁止公權力積極探知,因此,保障範圍比事前檢閱更加廣泛。不僅禁止通訊內容遭到檢查,亦禁止任意探知發信者、受信者、住址、電話號碼、網址等通訊相關事項。

因為藉由這些周邊事項,可得知通訊行為的存在,甚至藉由收發信及通訊時間,也可得知通訊的大致目的。如此,雖不直接構成探知通訊內容,但結果亦相去不遠。

所以,對通訊秘密的保障,除禁止國家探知之外,對於經手國民通訊業務的人員(不論是否為公務員或私營企業員工,例如電信網路公司、郵政、快遞事業、運輸業等工作者),也應課以因業務而知悉他人通訊內容或相關事務的保密義務。不僅在職時如此,退職後亦同。

簡言之,完整保障通訊秘密,主要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禁止公權力的主動探知、檢查;另一是因職務而知悉通訊相關事項者,也必須承擔保密、不向外洩漏的義務。

通訊秘密的界限探討

一般狀況下,通訊秘密獲得完整保障,僅在檢方合理判斷涉嫌刑事犯罪的特例下,並經過法院許可,才可能使該保障受到限制,主要重點如下;

1、具有搜索令狀情形下,對嫌疑犯所擁有或發出的信件,得以沒收並檢查其內容。令狀的要求,是基於法定程序的保障,當司法機關客觀判斷涉嫌犯罪,而核發對嫌疑犯住居的搜索令狀時,檢方才可扣押嫌疑犯個人和犯罪有關的物件。

2、對嫌疑犯的電話竊聽,並非檢方有權竊聽任何有犯罪嫌疑者的電話。而是必須有急迫性或必要性的重大命案。竊聽電話也必須持有令狀,但並不是向嫌疑犯本人開示,而是向經手電話業務的從業員或嫌疑犯的通訊對象。擔負保密義務的通訊業務者,必須在警察機關持有令狀的情形下,始得以例外配合。

3、通訊業者無意中得知有重大犯罪的現行犯行跡,亦得以通知警察機關;惟以非故意知悉者為限,否則即屬違反保密義務原則。

4、對於破產者及監獄受刑人的通訊限制,此乃基於前者有將財產轉移之虞;後者則為避免受刑人遙控在外黨羽,進行犯罪行為,故而切斷其聯絡管道。當然,受刑人在期滿出獄後,即不再受此限制,而享有如同一般人的通訊秘密保障。

過去,台灣有所謂的警備總部,經常性且長期性地檢查人民的信件,並做為主要業務項目之一,甚至對電話等通訊業務,也常進行隨機抽樣的調查。

無論其目的是出於維護國家安全、抑或防重大犯罪,在民主憲政國家,都是屬於嚴重侵害國民隱私權,違反通訊秘密的違憲行為。此外,立法機關每年通過這項檢查業務的預算,也同樣是侵害現代立憲主義保障通訊秘密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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