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規制遊行之違憲爭議─集體表現自由之4 – 台灣憲法學會

日本規制遊行之違憲爭議─集體表現自由之4

日本實行新憲法後,根據統計顯示,隨著「安保條約鬥爭」的平息,遊行示威的次數也逐漸減少,集會遊行的樣態也傾向平穩、平和。同時對於未申報或非理性遊行示威,由於沒有「集遊法」的規制,除非具體違反其他法律,否則大多寬容對待。

日本「安保鬥爭」反映了當時日本學生與知識分子對於戰後美國托管的集體鬱悶情緒

綜觀戰後日本示威遊行的型態,大致可分為三類:

1、和平遊行示威:
依「公安條例」規定,申請者事先向各縣市公安委員會申報遊行示威目的、名稱、參加人數、時間及遊行路線。獲得許可後,也依計畫進行。例如,每年五月一日勞動節,由勞動者與工會所舉辦的集會及遊行,即屬此類。勞動者攜帶妻女參加遊行,與一般節慶遊行並無二致。
 
2、妨害性遊行示威:
有些遊行示威最初依法申請,並獲許可,但在遊行示威過程中轉變成違法。例如,部分激進派團體經常在遊行示威時製造噪音,或故意使行進停滯,或蛇行前進,形成妨害社會秩序的情形。
 
3、暴力性遊行示威:
此類遊行完全不申報,自然也未獲任何許可,而且示威團體都是有備而來,鋼盔、棍棒等一應俱全。此種型態的遊行示威,大都是由左派過激組織或革命馬克思派所策劃或介入,難以獲得一般人民的支持與參與。
 
日本在遊行示威頻繁的年代裡,違憲訴訟非常頻繁。第一次判決是在1951年10月26日,由京都地方法院宣判「京都市公安條例」違憲。此後,各地方法院分別出現沒有不合憲、沒有違憲等判決,引發各地爭論不休。
 
最高法院先後於1954年11月24日的「新潟縣公安條例」事件、1960年7月20日的「東京都公安條例」事件,及1975年9月10日的「德島市公安條例」事件,分別對「公安條例」做出代表性見解,遂使爭論漸趨以下結果:
 
一、實際對應原則
所謂實際對應,就是配合遊行者合理的實際需求。反面來說,就是禁止故意或藉故刁難。根據上述的司法判斷,日本目前對遊行示威的第一線處理原則,可歸納以下三點:
 
1、配合提供場所的義務:
政府機關有義務提供適當且理想的場所及環境,供申請遊行示威者使用。例如,警察主動管制交通,使遊行示威順利通過交通要衝;或保護遊行示威團體免受其他團體騷擾。公共場所除非有特別且正當理由,否則政府應提供申請者使用,不得恣意拒絕。
 
2、客觀、中立的審查:
公安委員會審查遊行示威的申請案時,必須以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為判定基準,不可因主辦團體的政治主張、思想、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差別待遇。換言之,必須客觀中立。如不給予許可,應向申請團體敘明理由,並向議會報告。
 
3、積極充分的協調精神:
申請者與公安委員會,應充分討論、協議,以決定遊行示威最適當的場所與方式。如此,治安當局才能達成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遊行示威團體也才能達到其爭取支持的遊行目的,因為唯有和平的遊行示威,才能擴大爭取人民支持。
 
二、理性管制原則
1、即使是平穩、靜肅的團體,在遊行示威的過程中,也可能因潛在的亢奮,而瞬間引發暴動。因此,可授權客觀中立的公安委員會,基於維持公共秩序,對遊行示威計畫進行事前審查,以便規劃有效、必要的防範措施。
 
2、為維持公共秩序或防止公共利益遭受侵害,只可針對遊行示威的「場所及方式」,制定明確且合理的基準,再依此基準進行事前審核。合乎規定者,才許可遊行,否則得要求申請者改善、再予許可。
 
3、中立客觀的公安委員會認為,如有充分證據證明,所審查的遊行示威,將對公共安全造成「明顯急迫之威脅」,得予以禁止,已受許可者亦得阻止之。但重點還是必須客觀中立。如果不予許可,應向申請團體敘明理由,並向議會報告。
 
三、和平解決原則
為了國家、社會的民主發展,應保障各種不同見解的團體,有自由表達的空間與環境。日本各級政府對於遊行示威一直以協調商議的態度處理,使其對社會秩序的危害降至最低。
 
同時,針對遊行示威的抗議內容,政府也必須不斷地檢討、調整施政方針,和平化解反對運動的擴散與壯大,如此做法相當值得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