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威遊行的規制原則─集體表現自由之2 – 台灣憲法學會

示威遊行的規制原則─集體表現自由之2

集體遊行示威,是人民在無法以正常體制運作表達意願的情形下,所必然採取的行動,同時,也必然帶有反權力、反體制的性格。

198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台灣人民在高雄和平表達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訴求,卻遭威權體制以軍警暴力壓制,並展開大逮捕處以叛亂罪名

事實上,為了社會、國家的民主發展,本來就應該給予各種不同意見的團體,有自由表現的空間與環境。此時更應思考的是,造成國民走上街頭、示威遊行的背後因素何在?

例如,思考體制是否不公平、不正義?政府政策是否不妥善?大眾傳播媒體的資訊是否已遭扭曲,無法報導事實與正確反映輿論,逼得國民不得不採取示威遊行的表達方式?


如果只是一昧以「社會成本」強調示威遊行,會造成表面有形財物的損失,終將導致錯失改革時機或壓抑要求改革的訴求,而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


民主國家的政府需要民意的監督制衡,平常時期國民透過媒體(電視、收音機、報紙)評論、利益團體的遊說、街頭的遊行抗議,都是正常的表達方式。


但是,例如像台灣目前最被各界垢病的,許多主要媒體受到特定政黨、財團、外國勢力壟斷,資本家與國會議員及政府官員之間,存在著充分有效的接觸溝通管道,唯獨升斗小民、弱勢團體,往往成為被忽視的一群。


此時,街頭的遊行抗議,即成為必要不可或缺的民意表達方式。民主國家都如此,何況是尚未建立民主法治的國家,遊行更是具有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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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民主憲政國家的發展過程,政治愈上軌道,政策愈獲民意支持,電視輿論與傳播媒體都能充分反映民意,隨時可以對政府形成輿論壓力的情況下,遊行自然會消失。

換言之,「遊行」是一黨獨裁、媒體被封鎖獨佔下的必然產物,否則,忙於工作追求幸福生活的人民,沒有必要以遊行示威這種自我犧牲的方式來制衡政府。

其次,倘若如此犧牲自我,追求公義的和平遊行,仍受打壓與扭曲,則社會對立與衝突將持續不斷,甚至升高激化。


可以說,人民走向街頭,是阻止獨裁、實現民主、追求人民福祉的和平方式中,最後的手段,其目的就是為了公共利益。


因此,縱使遊行造成任何不便,其責任不應由參加者承擔,而是應由政府、政黨、傳聲筒的傳播媒體等,要負最大責任。

憲法保障人民集會遊行的自由,如是室內或室外定點集會,都可獲比較完整的保障,在此所探討的規制,是專指移動性(遊行)的集會自由。


雖然先進民主法治國家,對集會自由的保障與規制,理念與原則並無差異,但在法制上,仍有些許不同樣態。


例如,德國是以法律位階的「集會法」來規範,美國則是以州法律或市條例,日本目前對遊行示威,是依各地方自治團體所制定的「公安條例」中,有關交通管理的規定來因應處理。


必須強調的是,在民主憲政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邏輯,重點在於為了確保人民的基本人權,因此,制定法律是為了規制國家權力機關,必須依法執行。


簡言之,立法宗旨重點在於保障集會自由,如果有所規制,必須是基於「維持社會秩序與交通順暢」,不得不採取必要且最小限的規制。


例如。有關保障遊行自由,最常引發探討的焦點,就是遊行究竟應採用「申告制」(向警察機關申告知會即可)?還是應採用「許可制」(須向警察機關聲請並獲許可)?


主張應採申告制理論認為,表現自由的保障,強調「禁止事前抑制原理」,因此遊行原就無須向警方報備,只是為了避免遊行對其他國民的生活秩序,造成重大影響與不便,所以才有「知會」警方調派警察維持秩序的協助義務。


因此,賦予警方擁有核准與否的裁量權,也就是所謂的「許可制」,此派理論主張認為根本就是違憲。


另一派主張認為,倘若「許可制」的內容,符合以下三點原則,且不構成「事前抑制」的狀況,應屬未違反憲法,其原則如下:


1、義務協助交通指揮的原則:如果許可制可加派警察管制交通秩序,使遊行示威順利進行,則應屬不違憲。


2、中立性原則:受理遊行申請時,不可因訴求的內容或是主辦團體的政治主張、思想、宗教信仰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裁量標準,如不給予許可,必須提出合理的理由向申請團體說明,並向議會報告。


3、協調精神原則:受理申請的單位,若對遊行路線有意見,應與申請者充分討論、協議,共同決定最適當的路線與方式,如此才能達成維持社會秩序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