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與報導自由的界限 – 台灣憲法學會

採訪與報導自由的界限

目前,憲法學上,有關採訪自由的界限基準,主要的探討層面,包括「不得侵害隱私權」「維護公共秩序」「國家機密保護」「非法採訪所取得資訊能否報導的爭議」以及「保護消息來源的爭議」等。

自由民主時代,公眾人物聞之色變的狗仔隊

一、不得侵害個人隱私權
隱私權指,每一個人對自我之表徵(肖像、姓名)、資料、私生活等,與其人格密切相關的事項,擁有不受國家權力及他人任意探查、利用、公開的權利。

原則上,一般民眾的隱私應獲完整保障,即使是為公共福祉、國民共同知的權利,亦不得任意犧牲任何個人的基本人權,這是人權調整的基本原則。


然而,公共性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各種事件利害關係者)的所做所為,涉及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及眾人正當的關心事項時,媒體基於國民知的權利,針對其個人隱私的採訪,則有較廣泛的空間,不得單以個人隱私對抗記者的採訪權。


有關隱私與採訪界限,主要依對象、目的與內容之不同,而有如下的探討分析:

依採訪對象的區隔

1、採訪對象若是一般民眾,則傾向保障個人隱私,採訪權應受嚴格限制及自我約束。

2、若屬公眾性人物(例如,影歌星、事件當事人),除非有過激採訪行為、動作,否則雙方應各自約束,在合理範圍內行使採訪權。


3、如屬政治人物,則代表國民知的權利、擁有記者證的採訪權,應有積極、主動地位。因此,政治人物應主動接受採訪或舉行記者會回應,即使迴避採訪也應尊重記者代表國民的身分與地位。

依採訪內容與目的的區隔:

1、屬個人私生活或隱私,採訪權應謹慎行使,自我約束。即便是首相,如為家庭活動、休假旅遊,應以不介入干擾、尊重對方意願的前提下進行採訪。

2、屬一般民眾感興趣、好奇的情形者(例如,政治人物的婚喪喜慶、影歌星的感情動態,或一般民眾的特殊事蹟等),採訪內容雖有必要性,但其目的僅為滿足大眾好奇心,正當性無法與「國民知的權利」相提並論。因此,採訪應適可而止,不應侵犯當事者的隱私,或引起不快感。


3、屬「公共利益相關事項」者,採訪權具備「國民知的權利」的正當性基礎,此時被採訪者(事涉公共事務之相關當事人,如貪污案),欲以隱私權排除採訪追蹤,必須符合一定嚴格要件,否則將使國民知的權利及對公共事務之判斷基礎受到影響。


4、屬國民主權、參政權有關者,則採訪權的正當性最為完備,相關當事者的隱私已不足以對抗採訪權。


除此之外,有關隱私權與報導自由,涉及證據關聯性等部分,若事實、證據尚未明確,應優先保障隱私權是媒體報導時的基本原則。例如,嫌疑犯的名字、相片等應暫時保留。

二、維護公共秩序之必要

國會議場或法院審判庭內,為維持莊嚴及順利進行議事,可以對記者採訪權加以規制,例如,限制採訪區域或時間。值得一提的是,旁聽權與採訪權,在憲法學上的法理依據是不一樣的。

旁聽的自由是指憲法基於國民主權原理,保障國民有旁聽國會或地方議會的議事過程,以及旁聽法院審判過程的權利,但此亦僅止於旁聽的自由,並不保障其在旁聽過程中,有妨礙或擾亂議事或審判程序的行為自由。


因此一般民主憲政國家的國會、地方議會以及法院等公共性程度較高的國家機關,雖有公開過程給國民知道的義務,但對於足以影響議事秩序或審判的行為,議會及法院仍有權予以制止或排除。


必須注意的是,旁聽的自由,並不僅限於記者,尚包括任何國民在內。其次,旁聽自由限於公共性質高的政治與司法審判過程。


至於其他政府各部會內部的擬案過程,或一般機關內部會議,是否允許他人進入採訪旁聽,則屬各部會及一般機關裁量權限,記者有要求的自由,但無進入採訪的權利。


例如,過去日本法庭對於採訪的限制相當嚴格,庭上不允許任何攝影採訪活動,最近則已允許正式開庭前兩分鐘,可以拍照攝影。


其次,對於犯罪現場,為避免影響證據搜證,對採訪權亦可適當界限,對於重大犯罪涉及人質事件,基於人質生命安全或偵查上必要,亦可對記者的採訪及採訪所取得資訊加以界限。此外,醫院等事關病患權益等場所,也可以合理的限制採訪自由。

三、國家機密保護之必要

原則上,針對進行中的政策討論,政府機構並無提供記者情報資訊的義務,採訪自由並未保障記者有取得或閱覽公文書的權利,公務員依法亦有保密義務。

因此,當採訪自由與公務上的機密保護對抗時,即成為如何界限的爭議。特別是有關國防、外交範疇,公務員基於職務上保密職責,都應該拒絕記者採訪並負起防止機密洩漏的責任。


除一般公務機關外,如司法、檢察、警察機關成員也都有職務上保密職責。例如,檢察官在偵查階段,基於職務保密不應接受採訪,談論案情或偵查方向,以免阻撓犯罪案件的證據搜索與舉發。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經常有檢警接受媒體採訪談論案情,如此非但不是維護採訪自由,保障國民知的權利,反而是危及法秩序及整體人權體系的安全保障。

四、非法採訪所取得資訊能否報導的爭議

採訪自由並未涵蓋非法採訪的權利,因此,記者採訪過程若涉及刑事或民事責任,應自行承擔其後果,自無爭議。

會成為爭議的,是有關記者以非法手段採訪所得的資訊,是否仍可以公開報導?換句話說,國家權力能否以因其涉及非法手段,而禁止其報導的憲法爭議。


原則上,除非該記者非法取得的資訊,經由公開傳播報導之後,將會危及民主、法秩序及國家權力的順利運作,否則,報導自由應具備優先性,國家權力不得介入限制其公開。


簡言之,記者的違法採訪行為,自應承擔所必須承擔的民刑事責任,但採訪所得資訊,未必成為不得報導公開的對象。

五、保護消息來源的爭議

所謂保護消息來源,是指記者為維護其採訪權,得拒絕提供涉及違法的採訪來源、地點、對象,以免失去信賴關係,斷絕未來採訪時的線索或消息提供者。

此外,報導內容及拍攝影片中,若涉及犯罪行為的採證,是否亦危及採訪自由與報導自由的爭議,例如,暴動中暴徒的搶劫新聞影片或犯罪現場的照片等,是否可以成為法庭審判時的證據?又如,記者被要求出庭作證,對採訪自由是否形成危害等。


以上,都是有關保障採訪權與犯罪事件之間的取捨,何者應優先處理的爭議。事實上,目前並無任何確切基準可供判定,仍由法院依個案比較衡量、權衡各項權利、公共利益之優先順序,加以對應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