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自由之界限探討 – 台灣憲法學會

表現自由之界限探討

思想、學問等「內部精神自由」,在人權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同時因性質上與其他人權衝突可能性極小,故被認為是不必界限的人權,必須完整保障。

有關思想表現在外,成為言論、出版、行為表現、集會、結社等「外部精神自由」,若與其他人權無涉部分,仍屬完整保障的自由權利。

FREEDOM ISN’T FREE(自由不是免費的)

但是表現在外,必然涉及與其他人人權或各種人權的關係,難免與他人權利或各種人權發生關連或有所對立、衝突。因此研究有關表現自由的保障,必須同時探討其界限的必要條件與基準。

確定表現自由的保障原則後,為進一步解釋保障原則,以下僅再就表現規制的基準分析說明。必須強調的是,在確立禁止事前抑制原則的前提下,以下所探討的規制基準,都是採事後審查原則。


1、「危險傾向」、「有害傾向」原則

表現行為的內容,有引發實質惡害的傾向,則可予以禁止。因為此一基準只是針對有可能、不確定的「傾向」,即可對表現自由加以規制,如此一來,對現行體制較激烈的不滿行為,或是對政府政策的嚴厲批評,即易遭受國家權力任意以此為藉口進行迫害。

換句話說,這個原則給予國家權力主觀判斷,任意裁量是否會引發危險的空間,實際上與「事前檢閱」難以區別。因此,目前民主憲政國家都已不再採用這個原則。


2、「明顯而急迫的危險」原則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當某一表現於外的行為,將引發實質惡害的事實至為明顯,同時又有明顯無法及時避免該惡害的急迫性時,國家權力機關方可予以界限的原則。

換句話說,判斷基準不在於是否有實質惡害,必須這個實質惡害達到「明顯且急迫」,才能容許國家權力的介入處理。


現今大多數民主憲政國家之所以採取此原則,是因為基於「思想、言論自由市場原則」,認為即使是錯誤、有害甚或危險的言論等表現行為,應以言論自由的交換機能,來達到改正、避免危險之目的,而非任由國家公權力主觀判斷,認定言論、表現有危險即予以規制。


也就是說,除非該表現行為所引發的惡害至為明顯、急迫,無法經由充分自由討論加以抑制時,否則不應予以規制壓抑。


例如,在一個多數民眾聚集的封閉式場所內(電影院、劇場),有民眾任意呼喊不是事實的「失火」訊息,由於此舉必將造成觀眾,在未能及時分辨事實的情況下,頓時陷入混亂的重大危險情況,該惡作劇民眾的「失火」言論,當然就不受言論自由的保障。


其次,若該劇場表演過程中,有演員以逼真的表情呼喊「失火」,結果此舉使觀眾無法明辨究竟是表演還是事實,以致構成明顯而急迫危險時,該表演即超過表現自由的保障範圍。


但是,如果劇場事先即已告知觀眾表演過程中,將有火災的場景,藉此降低或消解「明顯急迫危險」的行為,該火災表演內容當然屬表現自由的保障範圍,不應加以規制。


由此觀之,任何明顯而急迫危險的行為,若是有化解、避免的手段,表現自由不可加以規制。


3、「必要最小限制或更和緩限制手段」原則(Less Restrictive Alternative LRA) 

表現行為的規制方式,必須採取「必要最小限制」的原則。這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對表現自由的過度制約,因此強調規制表現自由的手段,必須為合理且屬必要的最小限度。

換言之,就是如果有較緩和的規制方式,就可達到規制目的時,國家權力機關卻採取較為嚴格,或明顯過當的規制手段時,則屬違憲。


例如,以示威遊行的自由來說,政府機關可以為了顧及其他國民的交通問題,而要求示威遊行的主辦單位,應該事先「報備」,以便調度警察執行疏導交通的工作;但是,絕不容許以交通為由,任意採行「許可制」,造成國家權力機關(尤其是警察機關)的自由裁量權,任意否決憲法保障的自由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