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絕不容許藉口「公共利益」的侵害 – 台灣憲法學會

人權絕不容許藉口「公共利益」的侵害

人權,本質上就是處理人與國家權力、人與各種社會組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人權的界限何在?那一部分應予界限?如何界限等?憲法學界至今仍不斷的做各種研究,希望可以研究出各種不同的基準來解決界限的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就是「人權只能調整,不可限制剝奪」。換句話說,人權應有界限,其界限是來自人權體系內部的相互調整。但是,人權不可以限制剝奪,凡是來自人權體系外,與人權無關的各種外在因素,都不得限制人權。

傳統的人權理論認為,人權雖然予以保障,但應在「法律所規定範圍」,因此制定法律就可任意限制人權,使人權是否能獲得保障,被動的處於立法、行政機關的裁量權限之下。也就是過去很落伍的、所謂的「法律保留」。

集遊法賦予警察機關就擁有否決集會遊行的人,當然是很明顯的違憲法律

現代人權理論則認為,人權是因為與其他人權之間有衝突,為了使人權體系順利作用,因此必須加以調整化解衝突對立。

人權之所以必須相互調整,或有必要加以界限,必須是基於保障其他人權,使人權的整個體系更充實,也更擴大其保障功效。

但無論怎麼調整,都不可以只是為了統治上的便利、抽象的國家利益,就任意限制個人人權。否則,人權將很輕易受到各種政治力、社會強權的介入,使保障成為空談。


例如,以言論自由的人權來說,在憲法保障「國民主權」「言論自由」等規定下,國民擁有百分百發表言論的自由。

但在涉及譭謗、侵犯隱私等問題時,基於保障其他人的人權,有必要再基於諸如「公眾事務」「可受公評」等準則加以判斷,調整其界限。

更簡單的說,就好像交通規則裡,短暫、合理的紅燈限制通行,或單行道的設置,必須是基於保障更多行車與行人,能夠更通暢、更安全。

其次,調整限制的同時,必須還有綠燈、或替代道路的配套,所以並不妨礙或阻止通行。這就是剝奪與調整差別。

由此可知,人權只能在為了保障人權的需要,而加以調整,調整的結果,雖然會制約互相衝突的部分人權(例如,言論自由不能任意譭謗、侵犯個人隱私),但是實際上卻增加了其他更多人權的保障,使整體人權更為充實。

就好像,開車的人遵守紅燈「暫」停、綠燈通行,結果是讓所有開車的人,是為了讓大家的通行,更順暢、更安全,在車流量大的道路,甚至會比沒有設置紅綠燈更快速通行。

人權調整,雖然也是以立法的方式,但是,這些界限人權的法律,必須是以人權調整為基礎,才具備合法性、正當性。絕對不可誤解,以為可以任意立法限制人權。

立法者如果自以為可以任意立法限制人權,或是以抽象不明確的「公共安全」、「社會利益」等藉口,制定限制、剝奪人權的法律,實與專制體制下,只允許「法律規定之下」的人權完全一樣,違背現代人權保障的基本精神。

苗栗縣為了財團需要用地強徵農民土地,根本只關財團利益,無關公共利益,但即使是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任意剝奪人民「生存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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