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會自由or抵抗權?太陽花檢驗國家權力正當性 – 台灣憲法學會

集會自由or抵抗權?太陽花檢驗國家權力正當性

~~1793年法國人權宣言第35條:「當政府侵害人民權利,別無其他任何方法可阻止時,起來抵抗反亂是人民及各種力量中,最神聖不可欠缺的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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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盛開的向日葵──太陽花學運創作合輯

一年前的太陽花學運,近日遭到檢察體系起訴逾百名的參與學生與教授。逾百名的數字背後,說明了這個政府耗費了多麼龐大的國家資源(人力、物力、設備),只為了證明這些單純熱血的學生與學有專精的教授「有罪」。

回顧台灣社會記憶猶新,且規模與行動之暴烈,都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紅衫軍,起訴規模是16人,判決文以「集會自由」予以全部無罪定讞。

在此,無意探討兩者在抗議訴求上,正當性的差異,因為,國民主權原理之下,這應該交由社會公評與判斷,但是,無論如何,現代立憲主義之下,集會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確屬無庸置疑。

但是,當「紅衫軍」獲得國家權力極盡所能的認同,包括,檢察官呈堂的錄影證據,刻意排除曾經不斷在電視播放的汽油彈暴力攻擊等,法官也予以「過程和平理性」,而認同屬集會自由的判例之下,對照太陽花學運的待遇,(目前,僅以檢察官的起訴規模、呈堂證據與起訴理由),會引發社會輿論嘩然,也就不足為奇。

在民主憲政國家,集會自由在現實上,更是為了保障政治意見上的少數者、以及社會生活的弱勢者,因為無法獲得媒體為其發聲,傳播多元化資訊,更需要聚集相同意見者,向政府及社會展現受忽略的聲音。

集會自由的意義,更在於讓原屬少數意見的人民,可以透過這個憲法保障,而有少數變成多數的公平機會。

這項權利更可以說是維持民主政治繼續發展的重要基礎,同時也是防止政府繼續一意孤行,迫使國民不得不採取更激烈手段前,一種較緩和方式。

社會上無論是改革或保守的各種意見,都可經由集會調節,產生安全瓣的功能。

但是,當這個包括國民主權原理、國民知的權利等精神與功能的集會自由(憲法學又稱集體表現自由),遭到國家權力的否定與侵害時,人民(太陽花學運)所行使的,將提昇到憲法原理上,抵抗權的探討層次。

抵抗義務的真義,在於抵抗國家權力的違憲行為,以及拒絕服從惡法及不當命令。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戰結束後,西德1968年修正的波昂基本法第20條第4項規定:

「任何德國人,擁有抵抗任何企圖排除(憲法)秩序的權利,但以無其他補救情況者為限」。

抵抗權是以確立立憲主義的憲法秩序,以保障人權為其最終目標,不同於革命未必有明確的憲法理念配合,甚至經常是打倒獨裁後,只是建立另一個獨裁。

因此,在國民主權原理之下,抵抗權更是義務性質的權利,唯有確認此權利的存在,民主制度與自由人權,才具有繼續完整保障的基礎。

國民主權原理之下,抵抗權是義務性質的權利,但在權利本質上,究竟應屬實定法?還是超實定法(自然法)?學界主要學說如下;

實定法說:憲法是國民與國家簽訂的社會契約,因此,不但國家權力運作,必須遵守憲法與權力分立原則;同時,國民為了持續享有基本人權,也必須負擔忠誠擁護憲法的義務。

超實定法說(自然法說):回顧歷史發展過程,抵抗權的行使,往往是為了對抗不義政權體制,拒絕服從當時實定法秩序所要求的義務規範。

事實上,傳統抵抗權概念是以自然法為依據,不受任何實定法的規範拘束。例如,法國人權宣言中有關「對暴政之抵抗」,就是指超實定法層次的抵抗權。

此外,日本戰後有關抵抗權理論,也是根據超實定法說,其中論點以日美安保條約鬥爭時期最受矚目。

基本上,「超實定法」的抵抗權,無論從歷史發展,還是從法理念來看,都有堅強的理論基礎,主要依據如下:

1、邏輯上:抵抗權是為了對突破實定法的行為,賦予其正當性,因此,如果納入實定法中加以規範,豈不自相矛盾?

同理,如果憲法條文中,規定了抵抗權的行使條件,其行使的正當與否,卻必須再交由被抵抗的既存統治機構(包含法院)進行判斷。

反過來說,既然是依法而採取的行動,就是合法行使的「權利」,問題是「被允許的抵抗,就不是抵抗」。

2、實務上,抵抗的開始,是因為實定法與自然法,亦即法與道德兩者間「義務衝突」,而產生的對應方式。

因此,此不應屬法的範疇,而是個人面臨「法規範」與「道德」相互矛盾時,應如何取捨的內心交戰與不安。

換言之,行使抵抗權的原意,乃在於個人為了使道德與法規範,再度趨於一致,而盡力改變現狀的行動。

基此,抵抗權不可能被完全制度化,縱使一部份制度化的抵抗權,可以納入憲法規範,但其所行使的權利,仍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也就是「合法」行使的權利。

然而,抵抗權正是因為極盡行使憲法制度化的各種機能與權利後,仍無法保障立憲主義原理的順利運作,而必須使用的最終手段,因此,兩者之間不宜劃上等號。

也因此,西德波昂基本法將抵抗權概念納入實定法規定中,但何時可行使?如何行使?都仍屬超憲法的層次,無法預先在憲法中明確規定。

同時,任何實定法秩序,再怎麼周詳規定也無法盡善盡美,任何目前可以被接受的主義、思想,不會是永恆的真理;各種憲法的保障制度,也不可能永無障礙。

所以,抵抗權是人類社會所必然存在的自然現象,即使有部分抵抗權,可以轉化為實定法的一部分,終究無法涵蓋所有的抵抗權。

超實定法的抵抗權將永遠存在,不會因為長期不使用,或無須使用而消弭。

回顧整個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凡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權,無一不是因為行使抵抗權,進而落實在憲法規定內。

更重要的是,落實國民主權,並享有自由與人性尊嚴生活的權利,還必須及於後代,使後代子孫無須重複行使抵抗權,正是抵抗權的終極目的。

因此,縱使抵抗權完成目標,建立(或恢復)民主憲政體制,並不表示抵抗權就可以揚棄不用。在承認國民主權原理之下,否認抵抗權的存在,不僅不可行而且矛盾。

抵抗權具有全民參與的本質及崇高的目標;維持抵抗權的存在,是保障民主制度,使人權保障體系更充實的重要基礎。

希望能夠不必使用抵抗權,但不能否定抵抗權存在的必要性。

憲法學理探討有關抵抗權的行使,因其性質及演變,各有階段性的發展,主要分述如下:

1、消極性抵抗權:人民被動地不願意服從現存的憲法秩序及政治體制,例如逃稅、不關心政治(不投票或不願談論政治)、移民外國等等。

觀察上述行為,可知消極地不服從,大多為個人行為,不具組織性,而且通常並沒有承擔後果與責任的認知。

2、防衛性抵抗權:此階段的抵抗行為,已不只是不服從,甚至還主動宣揚抵抗理念,結合意見相同的同志擴充抵抗實力。

換言之,這是對價值觀、忠誠、義務等個人理念的再啟蒙,加上積極尋求支持者的結合,因而較具整體性。

3、積極性抵抗權:除了不服從,更進而具體提出改革現行體制的內容與目標,實際「對抗」掌握權力者,並具有接受處罰、承擔責任,為理想犧牲的覺悟,不會因為受到威脅而退縮。

此時行使抵抗權者,不僅不再遵守惡法,甚至認為,唯有挑戰惡法才足以顯示理念主張的「正當性」,並將違反(抵抗)惡法視為公義的表徵。此時期的特色,就是公開性、持續性及組織性的抗爭。

4、攻擊性抵抗權:此階段是人民主動以實力攻擊掌握權力者,暴力性攻擊為其特色,又稱為「集團性抵抗權」,這已是一種革命權的層次,設法以攻擊手段重建憲法秩序。

綜合以上,當台灣社會與學界,必須以「抵抗權」的層次來探討太陽花學運的同時,其實也宣告了這個國家權力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已遭到嚴重的質疑。

會後錄影:太陽花無罪!許慶雄321開講「抵抗權」  

作者:許慶雄(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淡江大學國際學院亞洲研究所日本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