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週/三階段司法審查平等原則之嚴格合理性基準 – 台灣憲法學會

第38週/三階段司法審查平等原則之嚴格合理性基準

文/許慶雄(法學博士、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

三階段司法審查平等原則的各種基準,所謂「嚴格合理性基準」,又稱「實質的關連性(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in fact)基準」或是「中間階段(middle tier)審查基準」,其形成是因為合理性基準必然傾向合憲性,下述的嚴格審查基準又很容易判定違憲,使司法審查在處理平等原則的判斷時,幾乎沒有迴旋的空間。

因此在「合理」與「嚴格」兩個極端的基準之間,逐漸形成此一「中間標準」(intermediate standard)的司法審查基準。

嚴格合理性基準另有各種名稱,例如,「中間程度審查」(intermediate level of review),「中間步驟」(intermediate approach),「高標審查」(heightened scrutiny),「慎重審查」(careful scrutiny)等,都可說明其本質。

嚴格合理性基準的要件如下:

分類(區別)及立法目的主要包括:

1、基於「重要的政府目的」(important governmental purpose);

2、區別目的與達成手段(所採之不同對應)之間有「事實上的實質關連性」(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in fact);

3、舉證責任應由立法者承擔。

嚴格合理性基準的特徵在「手段」與「實質」這兩個審查重點。首先,立法目的與為了達成該目的所準備採取的「對應手段」之間,明確要求基於事實能證明存在著實質的關連性。

此基準因為明確要求「手段」一定要在事實上有效促進目的的達成,司法審查過程中也重視這一部份,故又稱「手段指證審查型」。

同時,手段是否具備實質效果,應由立法者負責舉證。這些要求都顯示此基準高度重視「手段」的審查。

其次,立法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連性,則要求「實質性」的審查。前述的合理性基準,司法機關審查時,對於立法者關於立法目的與手段的關連性,原則上高度尊重其設定(預設假定),司法機關通常是自我抑制避免介入這一部份的審查。

然而,嚴格合理性基準不但針對「明確真實的目的」(articulated and actual purpose)是否屬正當的「國家利益」做實質審查,同時亦對立法者所選擇的對應手段與目的之間,是否有實質的關連性做實質審查。

這些事實與實質的關連性,立法者也應負舉證之責。故此一基準又被稱為「實質關連性基準」,顯示其重視「實質」性的審查。

由此可知,採用嚴格合理性基準作為平等原則的審查基準,可以對法律是否形成差別對應導致違反平等原則,依分類與權利性做實質的司法審查,其是否合憲或違憲,也不同於其他兩基準般的明確。

因為此基準並非單一的概念所構成,其內涵也有很大的伸縮性或不確定的部分,這些特質反而使司法機關有更為寬廣的審查空間。

嚴格合理性基準適用的對象與範圍,一是由分類來看適用於「準可疑性分類」(quasi-suspect classification),一是由人權性質來看適用於「準本質性人權」。

所謂「準可疑性分類(區別)」是指,如此分類而區別對應是否違反平等原則,並未能夠做出明確的判別。過去只存在合理性基準與嚴格審查基準時,有關性別、嫡庶、外國人等分類,司法審查時都很難判斷應適用哪一種基準。

一方面,認為雖不屬「可疑性分類」,但又很接近可疑性分類(less-than suspect classification),另一方面確有必要慎重的分類(sensitive classification),不應視同完全不必懷疑的分類。

因此,嚴格合理性基準出現以後,這種準可疑性分類就自然的成為其適用的對象,使司法判斷有較柔軟的選擇空間,可以較為自由的裁量。

當然,關於審查基準同樣採嚴格合理性基準,但法官的見解卻不一致,這種批判應可理解,因為這本來就是採用此一基準做審查時的特質。

例如,有關男女性別的分類,涉及參政權、喝酒資格的區別待遇都被認定違憲;但是徵兵義務、強姦罪認定等在法律上對兩性採不同對應,卻被認定為合憲。

又如,非婚生的庶出子女,法律規定認定其父子關係與婚生的嫡出子女採不同的程序,被判定為合憲,但有關沒有遺書時的繼承權利,對嫡庶子女採不同規定,卻又被判定違憲。

這也說明「準可疑性分類」適用「嚴格合理性基準」有其必要性,唯有如此才能case by case判斷是否違反平等原則。

一方面「本質性人權」(精神自由)的區別對應是否違反平等原則應採「嚴格審查基準」,「非本質性人權」(經濟自由)則相對的採「合理性基準」審查來判斷是否違憲。

然而,社會權及其相關的社會福利法出現之後,性質上介於「本質性人權」與「非本質性人權」之間,故稱之為「準本質性人權」,其司法審查基準明顯的以適用「嚴格合理性基準」較為妥當。

因為,一方面社會福利主要是對社會上的少數弱勢者,給予「最小限度的保護」(minimum protection),包括食物、居住、醫療、教育等個人基礎的必要生活需求,這些在性質上屬於與人的尊嚴有密切關連的生存權利,實不容立法者自由的裁量決定之。

因此這些福利享有權(生存權),不應該受到是否有納稅、盡義務、有正當職業、社會貢獻、甚至過去是否有犯罪紀錄的影響,都應平等的保障其要求享有的權利。

社會福利的運作與社會保障的實施階段,都涉及國家財政資源與經濟發展等因素,屬立法政策的政治性決定,並非單純的可以由司法審查做出判斷。

因此,有關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否違反平等原則的審查,多採嚴格合理性基準,針對權利性質、事實狀態來釐清司法介入程度與立法裁量的範疇。

日本憲法明文規定保障勞工基本權,因此針對公營事業或一般公務員行使勞工基本權的限制,是否違反平等原則的審查,也認定勞動爭議並非單純的經濟自由權利,勞工基本權是對勞動者生存尊嚴的權利保障,故應適用嚴格合理性基準。

一般而言,所謂「中間」在性質上必然是左右逢源或左右為難,其價值、功能完全視如何運作而定。嚴格合理性基準採「嚴格」與「合理」兩基準的中間模式,難免出現不同的評價。

然而,前已論及此基準出現的背景,是因為原來的兩基準面臨無法對應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形成一柔軟(折衷)的基準。

若由實際運用觀之,嚴格合理性基準形成之後,司法機關因而可以改採積極的姿態主動的介入審查,對平等原則的實質保障與理論的發展,都有正面的意義。

照片來源: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參考資料:許慶雄、201512、『人權之基本原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36頁。

下週授課內容與綱要:

探討嚴格審查基準,又稱「必要不可缺的公共利益基準」,其審查要件與適用範圍何在?

請各位思考並申論相關見解與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