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週/認定尊親屬殺害重罰違憲的理由 – 台灣憲法學會

第49週/認定尊親屬殺害重罰違憲的理由

文/許慶雄(法學博士、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

1973年最高法院違憲判決文中,田中二郎等6位法官亦提出補充意見,主張刑法的尊親屬殺害重罰罪的規範條文,是不合理的差別,判決應該認定區別尊親屬殺人與普通殺人的「立法目的」本身即屬違憲。以下主要依據田中法官意見與主流學說,分析主張尊親屬殺害重罰刑法條文違憲的理由。

現代國家憲法與人權保障,就是從打破封建時代的主從隸屬關係,恢復個人人格尊嚴與平等地位開始形成。日本憲法第13條也指出,所有國民都應該視為個人而被尊重。同時保障個人尊嚴與尊重個人人格平等,也是民主主義的基本理念。

憲法保障的平等,並非絕對不允許差異的區別、對應手段存在,雖然「合理的區別」與「不合理的區別」的基準何在一直是問題所在,但是不容許侵害個人尊嚴與人格平等,應該是判斷差別與否的最低、最起碼的基準。區別尊親屬殺人與普通殺人的刑罰規定,明顯的抵觸此一基準。

尊親屬殺害重罰的刑法特別規定,其思想的理論背景,與過去君主專制時代的國族、家父制度有密切關係。日本新憲法為了廢除君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家長」、「戶主」、「家督」等封建制度,特別制定第24條保障家族、家庭生活中個人的尊嚴與兩性平等。

所以這些與傳統身份從屬制度、家父制度有關的刑法條文,實與現代以個人尊嚴與平等為基礎的憲法人權理念互相抵觸。民主先進各國的法令都沒有類似規定,過去有此規定的國家也大多數廢除,這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潮流。

尊敬長輩、孝順父母,這種倫理道德面的價值沒有人會否定,但是這種自然情感的維繫,應該是以個人人格平等為立足點,所產生的自覺性、自發性的行為。

如果認為必須以法律來強制孝順、甚至以為必須加重刑罰才能防止不孝的尊親屬傷害事件發生,反而是否定這種自然情感或孝行的必然存在。

所謂有尊親屬殺害重罰規定存在,才能維護孝順倫理,廢除尊親屬殺害重罰規定,會使不孝反逆行為盛行,都是不具說服力的說法。

此次最高法院違憲判決理由仍然認為,區別尊親屬殺人與普通殺人有其合理性,只是所採刑罰過重故手段違憲,這是本末倒置的判斷。

若是如此,則除了上述所分析採「合理性基準」的矛盾之外,刑罰量刑過重也應該是違反憲法第31條的「罪刑均衡原則」,而與違反憲法第14條的平等原則無關。

殺人傷害等犯罪事件不能由結果來判斷量刑,而必須由事件發生的動機、背景、過程來綜合判斷。尊親屬有關的殺傷事件中,卑親屬受到尊親屬虐待、自衛、意外傷害,而發生的情況佔很大的比例。

因此只依據殺害尊親屬的結果,就必須加以重罰並不妥當。何況依據一般刑法條文,對重大尊親屬殺害的犯罪者都充分可以對應,實無加以區別另設條文之必要性。

所謂廢除尊親屬殺害重罰的相關條文,會造成對社會倫理道德的不良影響。這種推論未免輕視國民的知識水準及判斷能力,更是對先進社會倫理道德的堅固基礎,沒有深入瞭解的杞人憂天。日本社會及國民的價值觀、道德理念,不可能因為有沒有立法對尊親屬殺害重罰,而受影響或瓦解。

違憲判決後之影響

最高法院判定尊親屬殺害重罰違憲之後,日本檢察總長立即指示各地檢察官,日後應避免引用與尊親屬殺害重罰有關的條文,而直接依普通刑法條文起訴相關案件。另一方面,日本法務部也立即針對過去依加重刑罰判處徒刑者,研究以減刑方式縮短刑期。

這樣的對應措施,使尊親屬殺害重罰的刑法相關條文,雖然繼續存在,但實際上形同失去效力。日本刑法的修改案,因為涉及必須全面檢討大幅修改所有條文的關係,一直到1995年才經國會審議通過。故尊親屬殺害重罰的刑法條文,在違憲判決的22年後才正式廢除。

日本雖在戰後制定新憲法,徹底改頭換面成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但是與其他亞洲國家一樣,因為深受儒家思想與傳統文化的影響,仍有很多與民主、人權格格不入的體制繼續保留下來。尊親屬殺害重罰是否違反平等保障原則的爭議,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例子。

1950年最高法院認定尊親屬殺害重罰合憲,23年後同樣的最高法院卻全數同意推翻原判決,認定尊親屬殺害重罰違憲。這也可以證實目前被認為毫無疑問、必然如此的憲法見解,未必能持續下去,或許經過時代的發展與社會情勢的演變,可能完全改觀。

下週授課內容與綱要:

戰後日本各地仍然有6千的部落,有將近3百萬的部落民,他們受到差別、壓迫,無法過著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仍然在各方面位居社會的底層。

日本的部落民身份制度,為何必須採積極措施,才能化解?

請各位思考並申論相關見解與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