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週/學問自由的歷史發展與保障意義 – 台灣憲法學會

第72週/學問自由的歷史發展與保障意義

文/許慶雄(法學博士、台灣憲法學會理事長)

學問自由的歷史發展

人類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就是基於對既存的真理及法則不斷地懷疑、批判、挑戰,才能重新發現新知識,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因此,保障研究創新學問的自由,已成為社會、國家及全人類發展的最重要前提。

然而,觀諸英國權利典章及美國憲法增修條文並無發現任何保障「學問自由」的具體條文或文字。這是因為在英國及美國早已充分保障「思想自由」、「思想表達自由」、「思想交換自由」的緣故,其結果必然地保障「研究學問的自由」。

儘管如此,到了19世紀後半,由於在大學的研究教育者,經常面臨遭受解雇的威脅,因而才逐漸地體會到保障「學問自由」的重要性。目前,美國以憲法解釋的方式,承認「學問自由」是憲法修正第一條的保障範圍。

相較於英、美兩國,德國乃是最早不遺餘力保障「學問自由」的國家。德國在其市民自由尚未獲得充分保障時,即已體會到「學問自由」的重要性而賦予大學教授擁有學問研究自由。

同時德國也是最早將「學問自由」列入憲法保障的國家。1849年的法蘭克福憲法第152條即規定:「學問及授課是自由的」,並且特別指明保障的是「大學的學問研究自由」。

日本在明治憲法體制下,雖保障言論出版著作的自由,但明治憲法對人權保障的本質是「在法律範圍內」的「法律保留」為條件。因此,現實上人民並未享有思想自由,更遑論擁有學問研究之自由。

1933年(昭和8年)京都大學滝川事件,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滝川幸辰教授,政府以其刑法學說有無政府、自由主義色彩為理由,遭禁止販售並命令其休職,法學部教授31名集體請辭以作為抗議,政府遂連帶將佐々木惣一等多名教授予以免職的打壓學問自由事件。

1935年(昭和10年)天皇機關說事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美濃部達吉的憲法學,論述天皇是政府機關(君主は国家におけるひとつの、かつ最高の機関である),被認為是異端學說,違反天皇是統治権主体,掌握大權神聖不可侵犯國體說,故禁止其發售,並免除其公職。此即國家權力侵害學問自由之顯著實例。

戰後,日本特別在新憲法第23條中明列「學問自由應予保障」的保障條項,即是基於自身歷史經驗使然。目前世界各國都明確地將學問自由,納入憲法人權保障的自由人權部分。

學問自由保障之意義

人類要追求發展,就必須追求新知識,以進行改革,而在研究求知求變的過程中,也必然的會對既有支配體制、價值觀念、社會秩序提出批判與懷疑,同時也會對既存的權威、教條不斷地挑戰,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對所謂的「真理」重新加以檢討。

然而,由人類歷史可知,對既有權威及體制的挑戰,必然會引起既有體制的恐慌,而施以打壓及迫害。例如,中古時代的教會權力及近代國家的權力,對所謂的「異端份子」或「異議份子」都加以殘酷地迫害。

而事後證明,許許多多不受當時社會、國家所容忍的「異端」、「異議」,後來都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學問自由的保障乃成為基本人權之一,尤其是學者及研究者更必須要受完善的高度保障。其理由如下:

一、知識學問是人類發展的重要成果,必須特別慎重處理。

二、學者及研究者是長期培養的專家,須特別尊重其獨立自由研究本質,使其自由發揮,不能依一般性規範對應,更必須避免以行政或政治干涉、以及任意對研究成果做判斷。

三、學問本身具有超越現狀的使命,是極為困難的工作,必須充分地開放,使其自由奔馳。

四、新發現、新理論及新見解,常給予社會一種反常異樣之感覺,因此受反對、壓迫的可能性亦高。

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能光是對特殊的個人研究者特殊保障,否則將造成國民地位的不平等,因而必須另有一種「制度性的保障」,亦即「大學自治」體制的保障。

波蘭國家科學院門前哥白尼像──16世紀初提出「天體運行論」者,抵觸當時羅馬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