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願權之歷史發展─受益權之1 – 台灣憲法學會

請願權之歷史發展─受益權之1

當個人的人權或既有權益遭受侵害時,如何防止繼續被侵害,或要求救濟使其恢復原狀,也是另一種型態的人權。這種以確保個人人權及權益的「權利」,人權體系一般稱為受益權或請求權。

請願權是指,任何人對於自己權益的救濟、公務員的罷免、法律命令的修訂,以及其他國家權力運作有關事項,都有平穩請願的權利,同時不得因為請願而遭受任何差別待遇與迫害。

1、請願權的源起

專制時代的國民,並無參政權或其他人權,因此請願成為被壓迫民眾向統治者申訴、要求救濟的主要手段。但是,初期的請願,統治者不但不予理睬,甚至還在事後加以處罰,使請願者必須冒著承擔刑罰的危險。

1689年英國「權利典章」才確立請願是一種權利,不得以請願為由加以拘留或起訴。因此,請願權在民主化及參政權形成之前,一直是民眾影響政治及向統治者表達自己意願的重要方式。

然而,自從各種人權逐漸形成之後,人民可以運用參政權有效介入政治運作,也可以遊行示威表達強烈意願,甚至可以提起訴訟確保權益,請願的功能自然被取代。

日治台灣時期,台灣士紳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1924年在老台中火車站,迎接當年協助台灣向日本國會請願的南洋視察團國會議員神田正雄先生。

1924年台灣士紳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在老台中火車站,迎接協助台灣向日本國會請願的南洋視察團國會議員神田正雄先生。

另一方面,由於請願在本質上過於消極,國民向國家機關請願後,國家機關只是單純受理,並無調查或採取對策的效果,使請願流於形式化,與其他權利相較幾無存在意義。

甚至被認為,請願在國民主權的民主制度下,若還需要其存在,反而是證明民主並未落實。

2、請願權的現代意義

請願權在民主制度下,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若有存在之必要,則應如何重新定位其權利性質?目前都有許多探討,在必要性方面,有理論認為,目前民主制度下,反映民意的「議會代表制」實際上並無法有效的反映民意。

首先,選民在選舉期間雖感覺是主人,可以影響政治,但是選後民意代表經常無法完全反映民意。代議制所強調的「代表一定會依照民意去行動」,只是一種假設,實際上代表所作所為並不等同於民意。此時,請願權的存在即有其必要性。

其次,議會代表制的民意代表,常與各種利益團體及壓力團體結合,為特定的集團謀取利益,沒有組織力的個別民眾,實在無法發揮對民意代表的影響力。此外,議會是採取多數決,經常在決議過程忽略少數及弱勢者的權益。因此,請願權在此情況下,仍是一個能使個人及弱者保有發出聲音表達意見的手段。

此外,民主政治運作下,民意的反映有其程序以及需要經過一段形成的時間,對於重大且急迫性問題,民意經常無法迅速反應,致使錯誤成為既成事實。請願若有相當的參與者,形成持續的請願運動,並在短期間引起注意,有效遏阻錯誤政策的形成。

以上有關請願權必要性的分析,請願最有效的對象,應該是國會及地方各級議會。行政、司法與民意之間並不如議會般,有直接密切的關係。因此,如何強化議會處理國民請願的制度化,並立法規範處理請願的手續及效果,已是目前保障國民請願權的重要課題。

3、請願權之重新定位

請願權應定位為補助性的參政權 ,使民意可以不必經由「民意代表」而直接向政府機關形成壓力,影響及約束其採取必要措施,類似主權者自己行使「直接民權」。

或是可以對議會、民意代表形成壓力,拘束民意代表必須與民意結合。請願權如何使之具備強制力,具體達成以上的功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當然,請願權若過於擴張,也可能使民意與民意代表之間互相對立,甚至危及議會代表制的功能,也是必須慎重對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