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三權之界限─社會權之11 – 台灣憲法學會

勞工三權之界限─社會權之11

勞工基本權賦予勞工特殊權利,是為了保障勞工與資方進行對等交涉,和諧解決雙方的矛盾對立。但並非無限上綱的保障工會,可以凌駕資方,甚至侵害到資方的財產權,違反人權體系互相調整的基本原則。

因此,勞工三權行使的界限何在,一直是實際運作上必須面對的問題。主要探討的重點如下;

1、目的之界限

勞工三權必須是以改善勞工待遇為目的,同時該目的應屬雇用者及資方有能力及有權限解決的事項。

因此,基本上,有關要求執政黨下台、抗議社會治安敗壞等政治性、社會性目的,應屬一般人民言論、集會自由的人權,超越「勞工三權」特別再保障的範疇。

2、手段之界限

勞工三權行使的方式或手段,必須具備正當性,在合理的範圍內平和的運作。例如,最重要的基準,就是不得超過以暴力為界限的實力行使。

其次,涉及民生問題及公共性的爭議事項,例如交通、水電、瓦斯企業,應事先通告以免造成多數民眾的權益受影響。

此外,不得侵害資方財產權,破壞生產工具或故意製造不良產品,以及事涉公共安全或他人生命事項如醫院,應負妥善處理,預防危險狀況發生的責任。

3、公務員之界限

無庸置疑,公務員也是勞工三權定義下的勞工,但因為公務員的雇用者,為國家及其背後的全體國民,基於職務上的非營利性質,以及為全民謀福利的服務理念,一般民主憲政國家的公務員,其勞工三權也會受到界限。主要包括如下;

公營事業的工會罷工,因事涉公共利益,

公營事業的工會罷工,如果業務事涉民生與公共利益,有義務預先通告周知,以免民眾權益受損

爭議權,原則上全面禁止。但必須設置取代施壓作用的公務員待遇調整機構,由其客觀提出保障公務員權益的勸告意見。

團體交涉權,若是性質上與一般民營企業相同的公營企業員工可以享受。但是,其他涉及國家權力運作的一般行政人員,原則上不得享有團體交涉權。

團結權,允許一般公務員組織工會,但不得採用強制加入方式。因為公務員任職是經由考試取得的國民權利,工會不得以團結權要求強制加入,以非工會會員為由,剝奪其職務。但是,第一線執行公權力的特定公務員,例如,軍人、警察、消防人員等,一般都禁止組織工會。

關於日本公務員勞工基本權的限制理論,學界仍有不同主張,主要如下;

1、「為民服務」(國民全体の奉仕者論)

基本上,日本憲法規定的「為民服務」(國民全体の奉仕者)論,已成為限制公務員勞工三權的主要理論根據之一。

但是,日本憲法學界仍有理論認為,這項憲法規定的精神,在於公務員不可為特定政黨、階級、團體之利益服務。並未包含必須絕對服從政府指揮,不得爭論其權益之意涵。

此派學者認為,公務員使命感與榮譽感,可從精神、教育、傳統等方面著手使其形成自覺、自制,但不應該以法律形式加以規制。

2、「工作條件法定論」(財政民主主義論)

此說主張公務員的待遇、休假、工作環境等勞動條件,都已有法律充分保障。然而,批判此說的學者認為,即使在議會民主主義下,並非依靠議會所通過的法律,即可使人權獲得充分保障。因此,不應依此原則而否定公務員的勞工基本權。

3、「抑止欠缺論」(歯止め欠如論)

此說主張,因為在經濟市場中,工會也會理解如果過度行使爭議權,可能導致企業獲利銳減甚至倒閉,導致勞工也失業的兩敗俱傷後果,因而具有相當程度的遏阻及平衡作用,但公務員欠缺這項自我抑制的因素。不過,反方意見認為,社會輿論及國民監督仍可取代,進而促使公務員自我抑制。

4、「代替措施論」(代償措置論)

此說主張,行政體系內部已設有人事院、人事委員會、勞動委員會,代為處理彌補公務員被限制的勞工基本權。

但是反方意見認為,這類代替措施,原則上雖可保障客觀的勞動條件,藉以緩衝降低爭議情況出現,但是「減少行使機會」與「禁止行使」乃分屬不同層次問題,不能因此就認為可以禁止或限制公務員的勞工基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