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權的形成背景─社會權之1 – 台灣憲法學會

社會權的形成背景─社會權之1

社會權的保障,主要包括生存權、環境權、學習權、工作權、勞工基本權(或謂勞工三權)等與國民社會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人權。

社會權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弊病與矛盾,同時進一步使人權保障更為具體與實務,所形成的20紀人類社會重要的人權保障。

慈善家只能改變少數人方命運;革命家追求的,是眾人的安身立命!

電影「悲慘世界劇照」!慈善家(尚萬強)的努力,只能改變少數人的命運;革命家(安佐拉)追求的,是眾人的安身立命與真正的平等自由!

社會權具體落實在憲法中,除賦予國民有要求維持基本生存及生活的權利外,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積極架構各種保障制度,以預防新的弱勢者產生。

因此,其保障對象絕非僅止於孤老殘疾等弱勢族群,而是保障所有國民,在人生的各階段中,縱有先天或後天意外的不幸發生,都能享有社會權保障所架構的福祉生活,社會整體也因而得以維持和諧與安定。

雖說社會權觀念,是自18、19世紀資本主義發展之初,即已伴隨形成,但大體上在20世紀以前,人權運動的發展,以及近代立憲主義的理論,主要核心一直是爭取各種自由權保障。

因此,近代各國憲法的人權內容,也多以防止國家權力侵犯個人自由為主,至於要求國家積極介入調整國民經濟生活的社會權概念,早期並未受到重視,僅停留在政府的「救貧」施政。

至於勞動者,只能自行藉團結自由運動對抗資方搾取,附帶從事各種生活互助、技術傳授教育等自助性工作。

但是,隨著產業革命的發生,工業化機器生產系統的出現,資本主義因大量生產而進入高度發展,造成資本集中而形成貧富懸殊,不但勞動者無法擺脫資本家的壓榨,甚至連中、小企業與自營業者,也在價格與市場被壟斷下,任由巨大資本掌控與宰割,導致社會大多數人只能相互爭奪殘留的一小部份資源,淪為廣大的貧弱階層。

如此一來,傳統的自由人權保障變成虛偽不實在,社會也因為階級矛盾、衝突而潛伏各種動盪不安的因素。因此,在經濟層面,為使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能避免弊病而維持繼續運作,對於財產權保障的觀念勢必有所調整。

例如,18世紀末法國人權宣言中,所謂「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的絕對概念,在20世紀已轉變為諸如德國威瑪憲法中的「所有權伴有義務,其行使應同時有益於公共福祉」等,相對性保障概念。

此又稱「社會國家」體制,也就是仍然肯定並維護自由、民主體制的價值,但是,為了追求「更實質的」自由、平等之社會經濟生活,主張任何人都有過著合乎人性尊嚴生活的權利,因而開始強調保障「社會權」理念的憲法體制。

換言之,對於自由經濟體制並非予以消滅,而是設法與社會權相互調和,並予以適當限制。

尤其是藉由「資本再生產」過程,而形成資本型財產時,若構成侵害他人生存權(如勞動者、消費者…),或對環境構成破壞、汙染等,即須受嚴格的合理限制,達到社會整體生活的安全、和諧與幸福。

20世紀,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先進民主法治國家在深切反省資本主義的弊病後,開始注重有關社會權保障的理念,並在憲法中明確列入社會權保障條款。

目前代表性的福利國家,主要為北歐、西歐各國以及亞洲的日本等。此外,1966聯合國通過的國際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亦詳列有關社會權的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