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權之形成與發展─社會權之2 – 台灣憲法學會

生存權之形成與發展─社會權之2

生存權的意義有二,首先,保障國民有權利要求國家,不得侵害國民生活所需的各種相關要件與環境。其次,保障國民有權利要求國家確保其維持最基本的、有文化的、像一個人的生活條件。

人權保障的國家,貧困不應是個人責任,而是政府必須優先照顧與協助。

人權保障的國家,貧困不應是個人責任,而是政府必須優先照顧與協助。

前者屬於生存權的自由權本質,後者屬於生存權的社會權本質。有關生存權的形成與發展,主要可區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國家無責任時期

早期封建專制的國家體制之下,統治者只會要求民眾向其效忠、順從,對於個人的生活條件、經濟狀況、健康死活等,完全不予理會,不承擔任何責任。

因此,生存問題是個人的責任,必須靠自己解決生活上衣、食、住、行等條件,自求多福。

一般常誤解,以為生存權就是自己有生存下去、活下去的權利,若是如此則自古以來每一個人就是自立求生存,又何必成為人權保障的權利?

2、國家施恩、救濟時期

第二階段的發展是,國家或統治者發現民眾生活上困苦或是遭遇天災地變時,施恩惠、行仁政來救濟災民,使其免受飢寒交迫的威脅。

此時,貧困者唯有被動的等待國家的慈善救濟,感謝統治者的大恩大德。如果沒有施恩救濟,民眾也只能默默的承擔苦難,生存問題仍然不能得到任何保障。

3、國家承擔義務時期

法國大革命之後,人權理念逐漸確立,但是有關生存問題,仍然只是一種國家義務,並非人民的權利。

1791年法國憲法規定,國家對於貧病失業、生活困頓者應予救濟。此項規定開始確立國家「有義務」確保國民的生存相關要件。

但是,因為國家並不能限制資本財的自由運用,也不能限制資本財不可對他人生存形成侵害。同時國民在生存遭遇威脅時,也沒有權利要求國家保障。

4、國民擁有權利時期

20世紀初,歐洲各國開始確立生存權的權利性質,認為國民的生存受到威脅,社會上、經濟上弱者的出現,並非單純的是個人責任,有極大的因素是國家政策的偏差或社會制度的不健全所造成。

因此,國家固然應該承擔責任,國民也有權利要求國家解決個人所面臨的生存問題,使生存的「權利」終於確立。

5、排除公害、保護環境,追求生存尊嚴與品質的時期

20世紀中葉,各種公害與環境破壞狀況日益嚴重,生存權的權利性質又更進一步發展,認為不僅只是社會上弱者,而是任何人都有權要求過著有「人性尊嚴、生活品質」的權利。

因此,逐漸形成防止大氣、水源汙染、要求保護生態環境的整體性權利概念,進而每一個人的健康、文化生活健全的要求,也成為生存權的發展方向。所以生存權又延伸出「環境權」、「健康權」、「文化權」等新領域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