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權來自生存權的延伸─社會權之4 – 台灣憲法學會

環境權來自生存權的延伸─社會權之4

環境權的形成,是在生存成為權利後,進而擴大發展為人民有權利要求提升環境安全與社會生活品質的權利。這項新人權,使得保障標的擴及環境保護,目的在於使全體國民享受有品質、有尊嚴的生活環境。

因此,環境權的意義就在於「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環境,是國民共有的公共財,環境具有流動及循環性質,不允許任何人獨占或破壞;要求良好的生存環境,維持健康舒適的生活,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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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境權成為民主國家的人權保障後,保護環境也成為國際社會及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聯合國於1992年所發表的「環境與開發宣言」,即明確宣示此一權利概念。

環境權來自人類永續生存的必要

基本上,人類必須在具備相當水準以上的環境,才能維持生存,否則不但會影響其身體健康及精神狀態的平衡,甚至將危及其生命。

雖然自原始社會以來,人類即不斷地利用或破壞自然環境以維持生存,但是,這些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汙染與毀損,尚能由某種程度的自然同化作用,以及循環作用而恢復原狀,不至於造成生態環境失衡及崩潰的問題。

但是,近代伴隨著產業發展所產生的廢棄物(塑膠、纖維、放射性物質)及汙染(空氣、水、土壤),非但已超越自然生態的循環作用所能負荷之限度,甚至有某些廢物是屬於永遠無法還原的物質。

如此不斷累積的結果,導致人類的生態環境急速惡化,大量有害物質及生態汙染已嚴重破壞人類的生活環境,危及人類的生存。

這些環境破壞也就是所謂的「公害」,經常對人類的生活環境,造成莫大的威脅。但是現有的法秩序卻已無法解決,於是人權的概念與內涵,也必然產生變化,以對應此一新狀態,這就是環境權必然形成的原因。

環境權當然優位於經濟發展

環境權的形成與公害問題的解決有密切關係。工業化所造成的公害污染,初期只是由受害者提起訴訟要求補償。但是這種「事後補償」方式,不但對受害者的健康、生命於事無補,也無法阻止環境不再遭受破壞。

因此,為了「預先防範」公害出現,國家就制定各種法律,一方面監督防止公害的發生,一方面事前做環境評估,禁止破壞環境的工廠設立。

然而,這種方式雖然有助於防止環境破壞擴大,對國民而言仍然處於消極、被動等待國家權力善意的狀態。

如果政府藉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同時並重,或國會受制於工商團體的關說,降低公害評估基準,使環保制度不健全,國民亦無可奈何。

於是,環境保護遂發展成為國民的權利,在人權體系中也比經濟自由權居於優越地位,使國民有權主動積極的要求確保健康及舒適生活的環境。

環境權成為憲法人權保障的對象之後,無論在事後救濟補償方面,抑或在事前預防方面,甚至在地方居民參與方面,都有更廣泛及實質的法效果,使環境保護在質與量都能更有效的產生作用。

環境權廣及自然、社會與文化

環境權之目的,在於維護人的健康、生命與生活品質,因此,環境保護的內容,當然包含任何涉及或影響人過著健康、舒適與有品質的生活環境。一般可將環境區分為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

直接影響人類健康的自然環境是其主要內容,而間接造成生活條件惡化,以及精神上潛在性匱乏的社會環境及人文環境,亦應屬於廣義的環境範疇。

1、自然環境

公害問題出現以後,學者指出水、空氣、陽光、土壤的汙染,噪音、振動、地盤下陷等應為自然環境保護的內容。自然環境是人類共同擁有且不可缺的生存資源,不容許任何人或企業團體獨佔,更不允許受任意破壞。

國家必須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保護環境不受侵害。任何人亦有權利對破壞環境的狀況,提起訴訟要求國家權力阻止之,並使其恢復原狀。

2、社會環境

人類為了生活需要而進行建設的各種社會環境,(包括道路、港灣、建築物等公共及私人建物)都必須考慮到與自然環境的互相調和,同時整體考量其是否適合人的舒適生活,一般又稱之為景觀環境。

而道路、公園、公共設施、電器、瓦斯、地下排水系統等人造的社會硬體環境,也是屬於人類生活上必然出現並不可或缺的環境,當然也應該屬於環境權的保障內容。

3、文化環境

既然環境權不只是在保障生物性的自然生存環境,那麼有關歷史、文化等人類文明所累積的人文環境,亦應屬於環境權所應保障的內容。人類在各時代所留下的文化古蹟,歷史上代表性建築物,都屬於人類共同的財產,國家應予以特別保護。